怀揣救国救民之梦的李大钊在汤化龙和孙洪伊两人的资助下，于1914年1月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1916年5月中旬，李大钊回到上海。政坛的风云变幻为各党派重新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孙洪伊被列入新内阁成员名单，汤化龙等准备在北京创办一份报纸，并邀请留日归来的李大钊主持编辑工作。

　　李大钊为这份报纸确定刊名为《晨钟报》，在第1号评论栏中写了《新生命诞生之努力》，并于同一号附加的创刊纪念版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作为发刊宣言。这是李大钊“高撞自由之钟”，第一次系统地向青年表明“青春中华”的政治主张，向青年发出“再造青春中华”的热情呼唤。随后，李大钊在《晨钟报》发表了一系列激发青年斗志的文章。

　　随后不久，忠厚耿直的李大钊因不肯在文章中攻击与自己立场相近的人，而被迫离开，并很快就和友人一起创办了月刊《宪法公言》，继续努力地探索创造“青春中华”的方向。李大钊在主编《宪法公言》期间，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是“省制问题”和“思想自由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当时制宪过程中争议最集中的问题。李大钊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关于实现国家真正统一富强的政治主张，并从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出版、信仰和教授这三个方面的思想自由，希望为“青春中华”的再造争取宽容的思想空间。

　　由于经费问题，《宪法公言》于1917年1月10日被迫停刊，但许许多多的青年人在李大钊自由钟声的启迪下，已经开始踏上了奋斗的征程。

　　培植青春之基

　　指导各地青年社团活动

　　1918年1月初，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章士钊为《李大钊先生传》作序时曾经写道：“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

　　在北京大学这块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上，李大钊很快和周围的青年朋友们建立了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他参加了一些重要青年社团的创建，通过这些青年社团的活动，不仅为五四运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而且为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青年干部。

　　少年中国学会就是五四时期有较大影响的青年社团之一。1918年6月30日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七人发起，经过一年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在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并于1925年停止了活动。该学会成立后李大钊被推举为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主任，一直从事评议员、编辑等工作，学会的不少会议就是在他的办公室召开的。虽然少年中国学会仅仅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但是这个历时七年、有100多位会员的青年社团，却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田汉等著名的青年共产党员。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青年进步学生邓中夏、徐德涵等发起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并出版《国民》杂志，李大钊应邀担任该社的导师，对该社的成立以及刊物的出版给予了热心的帮助和指导。1918年12月，北大的又一著名青年社团新潮社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成立启事，李大钊也是这个青年社团的顾问之一，曾专门在图书馆拨了一间房子供该社团使用，并积极支持《新潮》月刊的出版。李大钊曾多方调解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之间的不同思想倾向所引发的矛盾，使这两个优秀社团的青年学生们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紧密团结起来，为实现共同的目的而并肩作战。

　　此外，李大钊曾应邀赴天津与1919年9月成立的觉悟社成员见面，给予这些青年社团以指导和帮助。1920年8月，觉悟社提出“各个青年社团团结联合、共同行动、挽救中国危亡”的倡议，全体社员到北京请李大钊指导工作，李大钊非常支持这种青年团体联合的主张。在李大钊的积极努力下，8月16日，商讨联合的茶话会在北京陶然亭正式举行，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团等青年社团都派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面对民主危机的日益紧迫和军阀政府腐败无能的黑暗现实，李大钊告诫周围聚集的青年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只靠宣传教育、出版等活动已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所以“直接行动”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不经当局批准，直接采取“正规范围”以外的行动，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五四运动就是在李大钊领导下，由爱国青年开展“直接行动”的一次斗争。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李大钊在各个青年社团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共产主义者，为“青春中华”的再造奠定了重要根基。

　　倡导青年之志

　　赠送给青年的系列文章

　　李大钊为青年撰写了许多文章，他要把这些作品赠送给中华的青年，也赠送给世界的青年；赠送给那个时代的青年，也赠送给这个时代的青年。李大钊的遗文，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这位革命导师对他所热爱的青年的声声嘱托、句句叮咛。

　　1、把握美好的青春时光。李大钊在《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今》、《新的！旧的！》以及《青年厌世的自杀问题》等文章中，提醒青年要把握美好的青春时光。李大钊通过青年与“新春”的关系告诉青年人，青年为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新春”是青年“黄金难买之至宝”，应该惜分惜寸地去珍爱“新春”，不可“轻轻泛泛听其虚掷以去”。李大钊曾经高呼：“我爱少年，我爱新春，我爱自然”，也正因为如此，他“为少年与新春之介绍，并为少年与自然之介绍”，愿“少年与新春、与自然缔结深交之盟书”。与此同时，李大钊告诫青年，人生在世不可以满于现状，不做任何努力就徒思过去和将来，也不可以对现状彻底失去信心，轻率地放弃美好的生命。青年应该拿出青春的精神，用自己的努力，去开辟一条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等方面繁荣发展的新道路，去创造一种有趣味有理想的新生活！

　　2、中华青年的社会责任。李大钊认为中华青年的运动是世界政治的运动，中华的青年都应该是具有世界责任感的青年。李大钊指出，“今日亚细亚民族的青年运动”，都是由黑暗走向光明的运动，所以中华青年必须和全亚细亚的青年联合起来，为了世界光明的明天，为了全世界的同胞，而付出努力！李大钊告诉青年，在这个欧风美雨咄咄逼人的时代，要履行这一神圣的社会责任，必须雄飞跃进，使中华民族文明在东亚发扬光大，而后使整个亚洲文明光耀世界！正如李大钊在《黄种歌》中所写的那样：黄种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铜盘铁砚，后哲先贤。

　　3、青年奋斗的正确方向。李大钊告诉青年，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出现了！新世纪的钟声已经敲响了！这种新世纪的新文明要想彻底输入社会，就必须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联合起来，而“我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明确地指出了青年奋斗的方向。李大钊用俄国革命发展的历程告诉中华奋斗中的青年，俄国能够开创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不是一时半刻的功夫，也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在那个阴霾障天的旧俄罗斯，青年纷纷来到农村，使之成为俄罗斯青年志士活动的新天地。李大钊要求、鼓励青年们，“速到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些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